《模範青年》書店海報 「阿乙是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他對寫作有著對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就這一點而言,大多數成名作家應該感到臉紅。」——北島

在這所學校裡,每個人都存在兩種可能性。
我想,我們像是被迫被劃到一個科目的兩種動物。一個跑累了,一個跑死了……

作品獲得多項文學大獎的新生代作家阿乙,寫作風格以理智冷靜、細膩流暢見長,運用文字自如,俐落見骨的文風讀來令人不住屏息。在他筆下的故事,來來往往的人物有血有肉,透著諸多世相的側臉;但筆鋒一轉,他更著眼書寫犯罪和死亡的核心,像宣紙上特意灑上的墨,渲染出「身而為人」背後的人生追尋和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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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周琪源是在警校外的餐館。在青雲譜這條窄街,開著幾十家商店、理髮店、餐廳、遊樂場、 錄像廳、撞球廳以及卡拉OK廳,黃昏時,老闆們走出來,親切地看著穿草綠色制服、到處遊蕩的我們,彷彿彼此相識已久。這是讓人生疑的地方,我們的父親毫無疑問表示出憂慮,可他們剛一轉身離去,我們便拿著他們給的錢包闊綽地消費。

每個月父親會匯來四百元,這在當時相當於一個普通公務員的工資,我有辦法解釋都用到哪裡去了。我曾報名本科自考和駕照考試,要來幾千元,但在招生組收錢時,我說:「我想清楚了,還是不報了。」有天,父親來南昌進貨,順道來警校,在寢室沒找到我,便按室友指點來到遊樂場。「你拿我的錢都幹了些什麼?」他咆哮道。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來往的同學停下來,看一位穿著大披風的父親訓斥他那已長大成人的兒子。這大披風深藍色,薄而經磨,一直蓋住膝蓋,搬運工在搬運化肥時喜歡穿,肩膀處往往留有白漬。我想說:「玩怎麼了?玩也是做警察,不玩也是,幾年後給你做一個警察就是了。」但最終一聲不吭。

學習毫無意義。開學第一堂課老師便說,拿出你們高考時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就可以了。我們問學長,他們說最多只要百分之五十。最終我們有的考試是開卷考的,老師會提前告訴哪裡要考,讓我們留意。

因此,當循規蹈矩的周琪源走進那間地下室在放錄影帶的餐廳時,我們感到詫異。我們敞開外衣,解下領帶,將一隻腳踩在凳上,鬆鬆垮垮,而他儀容整齊,還在用一根絳紅色的大腰帶紮緊腰身。他坐下時,雙腿併攏,上身筆挺。這是聽話的好孩子,也許睡覺時也是筆挺的。「對不起,來晚了。」他說,牙齒像醫生一樣潔白、齊整。就是這口音讓我們明白以後彼此可能的關係——他說普通話,而我們這些來自瑞昌市的老鄉則習慣用江淮官話和贛語。這兩種方言在不停的融合中變得越來越靠近,最終變成內心相視一笑的東西,我們用它說瑞昌市公安局的可笑事情。他的到來使交談成本增加,我們覺得身邊坐著一隻讓人不安的貓。

他來自江州造船廠(又名六二一四廠)。在我們那個縣級市,這樣的三線廠還有新民廠、人民廠、四五九廠,像是上帝投放來的幾座孤島。他們上學、買菜、看病、做愛、造冰棒都在圍牆之內,過著北京上海的生活,讓我們覺得是天潢貴胄。有時我們也會為他們被釘死在此地而幸災樂禍。
我們像是被迫被劃到一個科目的兩種動物,根本不能算是老鄉。

他的長相也會輕微灼傷我們。我們會從他細嫩的皮膚、倒三角的肩背想到我們很少涉及的牛肉和牛奶。他有一管高挺的鼻子,燈光在鼻尖和唇角一塊製造出美術般神祕的陰影,使他看起來像古希臘雕塑。他既不抽菸,也不喝酒,無論怎麼撩撥,都保持一種不會得罪人的微笑。我們決定以後再不找他了。

現在想起來,警校三年,周琪源就像霧中的影子,或者一個剛結束的夢,存在過,卻想不起來。很多孤獨、喜歡自我消化的人都這樣。他們是寫作者的難題。

學校有兩位來自江州造船廠的教師,一個教軍事體育,一個教普通體育,因為有打分權,我們喜歡走動,有時還會買些菜去教師宿舍做飯,就像是真的老鄉。我從來沒在那裡見著周琪源,也許他們更親近點,不需走動。散打考試時,我對著抽籤過來對打的人使眼色,我想只需點到為止彼此便可通過,他點頭同意,卻將我打趴,還像個真正的拳手那樣斜著瞳仁看我。同樣文弱的周琪源在台上跌跌撞撞,努力執行教師教的技術動作,得到足夠有效的分數。他沒有向考官投去可憐兮兮的目光。

有時,當夕陽消失於遠處樹梢,透過寢室外的欄杆,我能看到周琪源走在通往食堂的過道上。他像修士低著頭,提著開水瓶,以一種急促的節奏走過去。他的表情像石尖一樣堅硬,腦子沉浸進一種思考。對面的人會為他讓路。他符合我對求知者的想像,有一天也許會將糌粑蘸著墨汁吃掉,或者撞到樹上。對他來說,走路、吃飯、打開水、如廁都是不得不應付的事情。要是在中學,我會嫉恨這種人,他們總讓別人不好活。

因為想找可能的愛情,我會去一下圖書館。在那裡,周琪源爭分奪秒地抄寫筆記,面前擺著一堆專業雜誌和參考書——就像貪婪的孩子在面前壘上最多的食物。他是他們中隊的學習委員,混到這裡幫忙,可以將書盡量多地帶走。

每逢假期,我們都會感到興奮。我們迫切想測試制服帶來的威力,跑到高速公路攔車,並惡狠狠地搭乘它們回家。有人因此被撞死,或者因攔到省領導的車被開除,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有一次我們老鄉集體上了一輛卡車,風吹拂髮絲,我們像坐著衝鋒舟在河流裡自由穿梭。每當路過一輛車,我都會伸出右手食指,假裝它是一根槍管,對著司機瞄準。一位學長打掉它,「萬一對方當真了怎麼辦?」我覺得在理。後來我們看到一輛中巴車裡有周琪源。這些中巴車車頂用粗繩綁著一米寬高的貨物,塞滿各種受生存之苦的人,老驥伏櫪,老馬識途,行駛極其緩慢。周琪源單手展書,念念有詞。我想那些乘客會感到不安。

他有些辱沒這身制服。

學長說,在九江市,只要你穿制服上公車,就會有人讓座,你買票,售票員會微笑拒絕。我們或許應該教給周琪源點什麼。但一想到他遲早會走上不同的道路,便懶得兜售這些粗鄙的經驗。在學校有一位老師,總是喜歡展示自己原本可當一名武夫的魁梧身材,告訴我們如何通過自我克制成為一名文化精英。

「在這所學校裡,每個人都存在兩種可能性。」他說。一種是平平淡淡地混過三年,畢業後成為三級警司,到一定年限晉升為二級警司,三十歲左右變成一級警司,最後混到局長的(那意味著整個生涯差不多結束),會是一級警督或者二級警督。「現在你們看看我這裡,這是另一種,」我們看著這個年輕教師肩上的警銜,「沒有人說你是專科生你就是專科生,我就是通過自學有了本科和碩士文憑。你們即使不同意知識對自身的好處,也應該看看知識所帶來的工資和職務上的收益。知識它遲早會散發出它的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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