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梓潔 《父後七日》作者

《最後一場雪》這是一本安靜且乾淨的小說。通常我們會以為這樣節制的手法寫出來的小說,必定冷峻孤絕,但《最後一場雪》不是,它甚至很溫暖。因為,一字一句讀下來,你會知道,那些沒說出口的,是因為更深的不忍、羈絆、眷戀及溫柔。

也因此,作者說出來的(眼前的四萬字),以及說不出口的(千言萬語),成了讀這本小說時,最耐人尋味的想像地帶。你會不斷地拋出問題,再不斷地被蒼茫的留白填滿。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這個「我」,到底幾歲呢?只能想像,「我」是一個早熟憂鬱且心思細密的少年,沒有營生的正職,只陪養老院的老人散步賺零用錢,回家後一半交給媽媽。

那能賺多少錢呢?沒有標準,看老人心情。但更讓人疑惑的是,這是何其枯燥乏味、無聊緩慢的生活?但「我」似乎樂在其中,似乎也不是為了賺錢。他從養老院回家,面對的,是另一個病人,爸爸。

「我」把每天的生活傳神地描述給爸爸聽,會因為爸爸聽得開不開心而檢討自己說得好不好。爸爸生的是什麼病?從頭到尾亦沒有交代,只知道爸爸無法下床,發病時會繃緊得脖子幾乎折斷,痛得面容扭曲,必須要人托著他的頭,再輕手輕腳地扶著他的頭躺回枕頭。

這就是這本小說的故事線了。「我」想要在爸爸的病榻旁,擺上一隻鳶,那是在人行道的賣雜七雜八的二手物品攤子上看到的。老闆迪卡索顯然貪婪,開了很高的價錢(但也沒說是多少),只知道,那是陪老人散步賺不來的。所以,「我」只好賺外快。

這是這部溫柔的小說裡,最殘酷的部分。為了讓隨時都可能離去的生命(爸爸)得到最後的快樂,只好去幫養老院的老人們「處理」掉生命。

殺人嗎?沒這麼恐怖。但在糾在心頭的愧疚與陰影,恐不亞於殺人。「我」處理了三次,兩次幼貓,一次老狗。

熱水桶裡載浮載沉、發出尖銳叫聲的貓咪,化身粉紅色與黑色的小小幽魂,但「我」感到的卻不是「難過」,而是「照理說應該要感到難過的事情,卻不感到難過」。這種心情,爸爸竟然懂,「我自問著還有沒有人像爸爸那樣地瞭解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一句話,說完所有父子間的深切情感。

第三個任務更艱難了,在雪原上帶著老狗走到牠走不動,再伺機逃跑。作者用極大的篇幅來描寫這一段,綿延不盡的雪原、橋梁、鐵道,越走越遠,心就越沉。「我」不敢去看走了多久,只好算著水塘來佔據心思。而讀者想著什麼?若狗活著回來,「我」就領不到錢買不到鳶;但若狗死了,「我」的罪惡何去何從?

最後,狗沒回來,鳶買到了,爸爸很開心,生命的終點處有了一點點昂揚的生機。但「我」必須每夜打開水龍頭,關起時故意不旋緊,聽水滴聲睡去,以消除對老狗的罪惡。

要說這部安靜的小說裡,唯一擾人、難堪的聲響,就是那樓梯間自動啟動照明燈了。這也是我認為整本書裡,最有張力的部分。

但連它是怎樣的聲音,作者都沒交代。在我的想像中,是足以讓一切靜止、沉默的「喀啦」一聲。照明燈第一次啟動,代表媽媽半夜溜出門,第二次啟動,是媽媽又回來了。

媽媽去做什麼?不言自明。當父子倆在房裡聽到這聲響時,兩人先是沉默,過一會兒,他們開始講別人的壞話,講二手地攤奸商迪卡索的壞話,講幾乎認識的人的壞話——唯獨不罵母親。

母親偶爾在歸來時,會坐到「我」的床頭輕輕啜泣。「我」也會哭,但比她更輕,因為「我」知道如何安靜地哭泣。

在寫這篇導讀之前,我很嚴明地告誡自己,這是別人的「場子」,導讀者應當成人之美,切不可對號入座自我投射——好吧講得白話一點,就是不可以提到〈父後七日〉。

但最後,仍不得不很不上道地,「攀親帶故」一下。

林榮三基金會執行長、也是很優秀的作家前輩蔡素芬曾說,〈父後七日〉最動人的地方在於:「不用一句思念話語,卻道盡所有思念。」

而《最後一場雪》,比〈父後七日〉更ㄍㄧㄥ、更壓抑、更內斂、更含蓄。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卻以更具象的畫面與觸覺,展現出來:

如作者帶著你,在黑暗中,不啟動自動照明燈,引導你,扶著樓梯木質扶手,一階一階,踩過無光的所在,一層一層,踩往心底的最深處。

而彼處,微微有光。

★原刊載於《最後一場雪》導讀         

最後一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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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後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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