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應台
台北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的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裡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盛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回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使別人幸福。

四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游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游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伙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伙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湧到一個巷子裡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三十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一批人起身走了,另一批人才剛鑽進來加入。自詡風流的文人和英勇不再的革命家手裡拿著酒杯高談闊論,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開酒瓶、點小菜,斟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總編輯或主筆或前國策顧問:「你喝什麼?」

沒人注意到,是「總裁」在當「小弟」。

鬧到隔天清晨兩點半,人真的散光了,我和他最後走出小酒館,小巷裡一片黝黑,我才知道,他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應台,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帳吧!」

付帳?嗄——整夜的觥籌交錯,從頭到尾沒一個人問過誰付帳的事,文人和革命家,每個人都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楞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2005年作,2008年改

本文摘自嚴長壽最新出版之《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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