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共和國〕文學有一個共同的太陽
文╱阿乙(北京)、龔萬輝(吉隆坡)
七○後作家阿乙、龔萬輝看華文創作
不止一海之隔,華文文學在不同的歷史和環境發展出各不一樣的風貌,那才是最可貴的……
寫作的開始,就是寫自己
阿乙:我是30歲以後才開始認真寫作的。此前我做過員警、體育新聞編輯。我寫作的慾望來自於自己需要訴說。我對一個女 子大概有八年的單戀,然後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有過幾次遷移,都是在小地方遷移。有很多時候我認為我是被棄的一個人。上帝不要。我對自己很不滿意。覺得世 界和自己充滿隔閡。雖然後來我自己跑出家鄉(一個縣城),在外邊漂泊流浪,但我還是感覺到這種格格不入。我就想寫出來。中國作家殘雪說:因為寫作,她三十 歲以前的生命才獲得意義。我很認同這句話,如果不寫作,那麼這以前的經歷就是一張廢紙,等死之時,整個人就像一件垃圾被清理走。正是寫作讓我過去認為是浪 費的生命獲得一種被認可的價值,我可以寫我自己。
我最開始就是在寫自己。但是這幾年野心大起來,想去完成長篇小說、經典小說。野心沒有錯,但最近我會想到,我是不是離自己已遠了,而離別人的需求近了?
因此我決定寫完這個長篇(它叫《泥與血》,是我唯一的長篇)之後,不再寫任何長篇。我不想將寫作弄成遠征,不想再去做那吃力不討好的事。寫長篇需要體魄、 耐力還有男人的雄心、志氣,我都缺乏。因此我在那個領域會失敗。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我覺得耗費了生命。我想和Kafka一樣,永遠寫自己和世界的障礙。 讓寫作回歸到自我身上。將自我視為一個噴發的火山。
龔萬輝:我也有少小離家的經驗。我十八歲離開家鄉到吉隆坡念美術,沒想過從此會變成一個永遠的異鄉人。「異鄉」是廣義 的,包括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以及回不去的時間差距。我大概可以體會你所說的,一種和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覺,在三十歲以前,這種感覺尤其強烈。我先後在 台北和吉隆坡生活過,因為語言、身分和自我的局限,從來沒有真正地融入一座城市;而我的家鄉已經發展成我所陌生的樣貌,故鄉已是他鄉。於是創作對我來說, 或許是一種召喚,倒帶時光,消失的場景可以重新建構,死去的人復活回來。
幾年前我的父母相繼過世,我無可迴避地在小說裡滲入父親母親的形象,那已經不僅只是懷念,而是藉由虛構之必要,得以讓我補綴十多歲離家就斷裂、錯失的時 光。如果失去創作的能力,我想我會變成無語之人,一個殘缺的人。我以前多寫少年和童年,如今才開始思考自己和這座城市之間的關連,許多有待挖掘的題材,各 種不公義,各種沉默鈍痛的傷害和擠壓。從一開始對現實的抗拒、迴避,到思索如何去直面現實,這是我小說創作的一些轉變。
我比較少寫到熱帶雨林、南洋移民乃至於血淚歷史的題材,其實並不是有意地和馬華文學傳統風格切割,而是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和背景(移民第三代,8、90年代 在城鎮長大、面對現實主義的式微、電腦網路世代……),以及經驗之匱乏,變成我所關注的議題和我的馬華文學前輩們有所不同。我想任何的題材都是在豐富文學 的多樣性,雖然我不可能背棄土地的基因,但我也不想趨附之上,成為自我的框限。
我在寫〈遠方的巨塔〉的時候,我父親剛過世。小說裡的父親是重新被創造出來的父親。藉由想像的虛構(也唯有虛構),十五歲的我得以和父親一起在陌生城市裡漫遊,一起定格在明晃的場景裡。所有被創造的人物和世界,其實都是帶著創作者的情感的。
問題是作者還在不在
龔萬輝:說到創作情感,我對大陸的情感其實很微妙。我沒真正到過中國大陸,那是我爺爺背離的故鄉,我父親想像中的原 鄉,然而我這一代已經不自認「華僑」身分了,但我的文化根源又確確實實傳承自那裡。現在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度,但都一樣用華文創作,又同時在台灣出版小說, 這樣的cross-over其實很有趣,可否談一談彼此創作和出版環境的狀況?
阿乙:大陸的出版很多。大陸在引進外國小說時會非常積極,種類太多,對一些小語種作品也有兼顧。這可能是人口多的地方 的優勢。因為人多,預見的市場就會有,一些東西就會被引進來。我自己在出版界做,也看到很多原創作品被推出。但是大家都會面臨一個困境,就是值得推出來的 作者越來越少。可能需要一定時間來等待。我自己的出版很順利,我在三十二歲完成第一個短篇集的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五、六本。我覺得我能很快出版這麼多書, 跟缺乏作家的環境有關。我只是一個努力的作者,因此也被他們推出來了。我覺得小說的市場永遠存在,文學的市場永遠都在,問題是作者還在不在。那個作者在, 就不用擔心市場。好的故事一定會創造出類似於火箭升天的效果,問題是要寫出那樣好的故事。
馬華文學都是來自民間
龔萬輝:相對於大陸,甚至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一直都處在中文世界的邊陲地帶。在馬來西亞,馬華文學不納入 國家文學,華文文學的推動被排除在政治體制之外,也因此馬華文學全都是來自民間的。華文文學書籍在印刷數量、品種、市場、作家養成等等都沒辦法和大陸港台 相比。整個出版制度不甚健全,創作者也生存不易,長遠如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相當悲觀的。我想馬華作家面對的問題和阿乙所指出的困境恰好是相反的。馬來西亞 的閱讀人口太小太窄,作家沒辦法依賴作品的版稅過活;但也因為環境險峻,經過時間汰留下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拔尖的。我們有最好的作家如黎紫書,卻沒有與之 相應的市場。我最重要的三本書都在台灣出版,不僅止是直面馬來西亞以外的讀者,對我而言,也是一種直接的考驗。
我們各自在不同的環境成長,有艱難的困境,卻也有獨特的經驗。我和你同年出生,我其實對同代的大陸和台灣作者都很好奇,在同樣的時間裡,我們是接受了怎樣的影響和文學養成?
台灣似乎更得漢語真傳
阿乙:我喜歡的華文作家有北島、余華、蘇童、張棗(詩人)、施茂盛(詩人)、徐蕪城(詩人)。我喜歡他們是因為他們的 文字裡有無盡的詩意。台灣的有黃崇凱、駱以軍,聽說過甘耀明。我對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的了解非常有限,有時候想,一海之隔,可能文字的各自發展早已不同。 但我想,正因為如此,才有充分交流的必要。文學有一個共同的太陽,是敘事,是哥倫比亞人、埃及人、美國人和中國人共有的。
龔萬輝:我少年時多讀台灣和香港的作品,從黃春明、白先勇、張大春到西西、也斯……後來則是東洋西洋的中譯作品。我想 我的文學養成應該比較接近台灣創作者,因為之後在台灣留學,加上網路接軌,許多資訊本來就直接來自於台灣。大學時讀了許多駱以軍和袁哲生的作品,後來也讀 香港董啟章的小說,喜歡的大陸作家包括史鐵生、汪曾祺等等。我也讀同代作家的作品,發現各自的精采,不止一海之隔,華文文學在不同的歷史和環境發展出各不 一樣的風貌,那才是最可貴的。
阿乙:記得我第一次見駱以軍先生的作品時就驚為天人,因為用詞、行文都和大陸這邊很不同,更顯雅致。似乎更得漢語真傳。漢語在進步,他們也在進步。
漢語在大陸可能已是一種奇怪的物種。無論港澳台馬來西亞新加坡,存在漢語的地方都應該推進了白話文,但是沒有一種白話文像大陸這樣,是以對古漢語的斬斷為 代價的。以我個人為例,我對古漢語的了解非常少,有時還不懂。我所採用的文字(就是我眼下用的字),它的腔調夾雜著日本過來的詞彙,還有就是公文。公文公 文公文,又是革命又是號召又是鼓動,漢語本應該是秀才的語言,變得越來越斯文掃地。我覺得文革使漢語發生了變異(類似於物種的變異),新生的大陸人所使用 的正是這一套口水化、簡白化、粗糙化的語言工具。
文學界的前輩,北島,還有一些詩人,都會努力去重建漢語。都會去探索白話文的前景。
龔萬輝:同樣是漢語,在馬來西亞也發展出一種奇特的面貌。這裡的華人民間口語其實十分混雜,有機會你過來,聽一聽街巷 路人的絮語,即使一句日常的華語,也可能摻雜了閩南、廣東、英語和馬來語的字眼。這樣的說話方式在這裡是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因此有的創作者認為混雜的 語言其實才是馬華獨有的風格,如溫祥英的小說,寫市井,用上本地的雜語,十分生動;當然也必然會有其他創作者,如李永平,反而極力去回溯、去追尋一種純粹 無雜質的中文語言烏托邦。這幾乎是語言文字發展出來的兩個極端。對於我本身,生活說話的方式並不直接印證在小說的書寫上面(也許駱以軍真人說話的時候也不 會拉出一大串繁複堆疊的形容詞吧)。大陸許多的創作者可以寫出巨量文字,一部接一部的長篇,或許就是因為口語的敘述,讓情節毫不滯礙,上萬字也可以流暢而 讀。對照馬華的混雜,台灣的雅致,其實也沒有何者不夠精練或正統的問題,不過都是敘述的方法罷了。
身處的年代 對創作的影響
龔萬輝:我想請問阿乙,你提到青年時期的遷移流浪,而我也是個異鄉之人;你曾經是一名警察,我也當過十年的上班族,我 們這些經歷或許有彼此相近的部分。我常常覺得我們這一代是經驗匱乏之一代,內向的世代。你的前輩們或許經過文革,我的前輩們經過殖民時代、馬共抗爭,我們 可能共同擁有的記憶是六四事件,但我們那年才十三歲,這些大時代大題材都離我們太過遙遠了,作為創作者,你認為身處的年代對你的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阿乙:我生在1976年——正好是文革結束的那年。文革使整個中國的詞彙量都在減少。中國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文革期間應該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也缺乏文革的經驗。我成年之後經歷的大事似乎也不多——可能2008年奧運會算一個,但那對我個人而言,實在是一樁不值得去看的熱鬧。也可以說, 每天都在發生著大事。在這樣一個時代,乖戾、暴力、向錢衝、權力腐敗的事情永遠不會少,不會缺席於社會輿論。但是這些事情因為屢次發生,就像一個小偷屢次 被發現偷錢,它已引不起我的好奇與憤怒,它令我麻木。所以我基本的寫作方向是投向自己,有好幾年我就是這麼幹的。還有就是投向我所認為的不能白白死掉的小 人物,他們往往因為白白死掉,我就想把他們寫進小說。
現在,大陸的成功模式過多,往往使文學邊緣化。文學因為成功率低、成本高、耗費時間久,已經不被人們作為第一選擇。甚至於不被作為內心的第一百種選擇。莫 言獲得諾貝爾獎,在大陸引起的轟動,我覺得是一種虛假的轟動。在大家羨慕的眼神裡,莫言和馬雲(淘寶網的創始人)、姚明(前NBA球星)等人一樣,成為一 種成功的標誌,沒有人會將他和居禮夫人、愛因斯坦、梵谷、福克納這些閃耀著理想光芒的名字並列。
但是就像龔萬輝兄所說的,這可能還是一個好事,是一種意外的淘汰,使文學裡的人更顯得純粹。整個社會幫助文學圈清理走了那些想來混一把的人。
我仍然期待這個世界上,有足夠好的由漢語寫出的故事,觸動整個華人的情感。或者說,觸動整個人類的情感。就像過去曹雪芹、托爾斯泰做過的那樣。也許那樣的 故事到來之時,已經被成功、金錢、利益、種族、民族等各種因素綁架的人們,會一起脫帽致敬,重新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重新構建自己的精神領域,而不是像 現在這樣,人們除開談論房價、股票、明星八卦,除開表達性慾,便再也沒有別的求索。
★原刊載於2013.03.01聯合報‧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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