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三十八年前，當我就讀台大護理系三年級時，在一個外科病房實習，照顧一位四十多歲的肝癌病人，病人開刀時發現癌細胞已布滿整個腹腔，根本不可能清除，只好原封不動又縫合起來。病人的妻子要求醫師不要告訴病人實情，以免失去求生意志。因此手術後醫師每天查房都是匆匆拍拍病人的肩：「很好！很好！你的刀很成功，瘤已經拿掉了！等拆線就可以回家！」
但是病人卻每天都摸著腹部向我訴苦：「醫師告訴我瘤已經拿掉了，怎麼我摸起來還在啊！而且好像比以前更大了？怎麼回事啊？我是不是長了不好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卑微的三年級實習小護生，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住院醫師也能逃就逃，很少走到病人床邊。於是我斗膽請教主治醫師，誰知他說：「騙他啊！騙他一百次他就會相信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敢反駁大主任的話：「但問題是你每天查房時騙他的話，他都不相信了！」主任怒道：「不相信？不相信就叫他出院！」小護生滿腹委屈，又心疼病人的驚慌，一路從醫院哭回宿舍，拿起筆來寫了一篇短文：〈該告訴絕症病人真相嗎？〉刊登在醫學院的週訊上，誰知竟引起醫學系同學及醫院年輕的住院醫師廣大迴響，醫學院也因此舉辦了一個「病情告知」的座談會。
當年那個敢與大醫師主任頂嘴的小護生走上了專門照顧末期病人的「安寧療護」，天天與臨終與死亡為伍，同時自己也成為癌症病人。從與醫療團隊及眾多醫師的合作，到自己接受多位醫師的醫治，並在醫學院為醫學生開設了數年「醫師與生死」的課程，這引起我深入探討「醫師與生死」議題的動機。於是申請了國科會的研究計畫，以質性研究法中的「詮釋學」方法論，訪談台灣北、中、南、東四所醫學中心的五十六位各科醫師，面對「他死—病人」、「你死—醫師的親人」、「我死—自己的死亡」時之感受、觀點，及行為反應，一解我當年對欺騙病人一百次的主任醫師之疑惑。
我十五歲那年，右邊內頸動脈上長了一個神經纖維瘤，雖然病理切片是良性，但因長的位置及腫瘤太大，手術時大出血及死亡的危險性極高。醫師告訴父親及姊姊手術的風險，但並未告知我，大家都認為十五歲還算小孩子，不要嚇到我。但是原來相當清貧的家庭，竟然讓我住台大醫院頭等病房，而且手術前姊姊買了一整盒的巧克力糖給我，就讓敏感的小心靈知道事情不對勁。因為以前都是姊妹們分吃一顆巧克力的，現在一個人擁有一大盒，大概是「快死的人才享有這種特權吧！」於是在手術的前夜，我偷偷寫好「遺書」，大意是，「親愛的爸爸媽媽：女兒不孝，先您們而去……希望您們不要太悲傷，要好好照顧自己……」等等。年代已久遠，我只記得以上這幾句。寫完遺書，塞在枕頭套中，想若我死亡，護理人員定會換床單，就可發現遺書了。
一大盒巧克力，就可使一個十五歲的小孩敏感得知自己疾病的嚴重性，何況是成人呢？醫護人員及家屬們，真的能體會病人的心理感受與想法嗎？醫學院能重視並教導學生這種屬於「人」而非屬於「病」的部分嗎？當年十五歲的我手術成功了，從恢復室推回病房後，我就摸出枕套中的遺書偷偷將之丟掉。然而術後第三天，隔壁病房突然傳來一陣嚎哭聲，原來與我長了一個相似腫瘤的十九歲男孩子，在手術後因大出血去世了。我看到蓋著白被單的遺體推車經過我的病房，後面跟著一群哭泣的家屬，後悔已經撕掉的遺書，想到「可能下一個就是我！」。
這是我第一次與死亡的近距離接觸。我心中有許多疑問，「人為什麼會死？」「為什麼那麼年輕就會生病？」「既然人會死，那生命有什麼意義？」「生病好苦，苦到最後就死掉了，那麼這些痛苦又有什麼意義？」「人死後到哪裡去了？」「如果我這次病好了，不死掉，但到有一天終究還是會死，那麼我要怎麼活呢？活到有一天可以快快樂樂地死去？」這是一個十五歲小孩的問題，但沒有一個大人能回答我，反而覺得我很麻煩。
我在六月開刀，術後身體虛弱，所以就休學在家。因空閒，小腦袋更是揮之不去地思考這些「生死大事」的哲學問題。到了十月，母親在久病後離開了人世。她在一個醫學中心，半夜三點多呼吸心跳停止，姊姊去喊大夜班的值班護士，護士來到母親身邊看了一眼，未對家屬做任何解釋，轉身走出去呼叫值班醫師。值班醫師來時，測了呼吸、心跳，及瞳孔對光的反應後，冷冷地對護士說，「三點二十七分，expire（死亡）！」然後對我們家屬說，「病人已去世了！」就走出病房。
護士也跟著出去打電話叫太平間的同仁來推走遺體。當她又折返病房時，看到我在哭，又冷冷地對我說：「別哭出聲，現在是半夜，妳知不知道？」嚇得我立刻噤聲，瞪大眼睛看著她粗魯地拔掉母親身上所有的管子。當她拔除鼻胃管時，我看到血從鼻孔流出。護士拿了張衛生紙，隨便地擦了一下鼻孔，就用白被單將頭蓋起來。我非常驚恐，想像著白被單底下可能七孔流血的母親模樣，但那時什麼話都不敢說。太平間的工人推了一張報廢的破推床，不鏽鋼床面上一條已發黑的白色髒被單，工人將病房的白被單換下，以便還給病房。工人用手抓母親的頭，護士抓母親的腳，將母親的遺體抓起後，重重地往不鏽鋼的推床上摔，我的心彷彿被摔碎了，但因已被護士嚇到，不敢哭、不敢問。家人一行人跟在破推床後面，吱吱咯咯一路噪音推過半夜醫院的長廊，到了醫院後面的太平間，太平間昏昏暗暗、陰陰森森，連一把可讓家屬休息的椅子都沒有。全家人圍著母親遺體，站得很累，父親就叫我們都回家去。就這樣，我失去了母親，卻從此對醫護人員的冷血留下深深的問號。
為了解答我心底的疑問：「為何那麼年輕的醫護人員，對待生命與死亡會如此冷漠？」大學聯考我選擇醫學院，所有的醫學系填完之後就接填護理系。我希望能進入直接照顧病人的科系，學習「人身、人心，與人性」，不只學習病人的，還要探究醫護人員自己的人心與人性。然而聯考未能如願考上醫學系，而進入了護理系，從此開展了一生與生老病死難解的緣。
台大護理系三年級時，我在外科病房實習，照顧一位二十七歲某國立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專心預備高考，一心想謀得一個穩定公職的男生。當他獲知考上高考第一名後，興高采烈地回家想告知父母這個大好消息，可能被興奮沖昏了頭，竟跨越已放下柵欄的平交道。當他醒過來躺在醫院，四肢只剩下一肢，右手及左右腳因被火車輾過而被切除。一切的希望、前程美景、理想，剎那之間就化為烏有。切肢後的一週他因敗血症死亡，我卻永遠不會忘記照顧他的那七天，以及他的無語問蒼天的問題：「我以為別的東西不屬於我，但自己的肢體總屬於自己吧！誰知連我自己的手腳也不能屬於我，說丟就丟掉了！」「既然有今天，我以前還幹嘛這麼努力呢？一切努力都沒有意義！」
從十五歲起，我就與病痛及死亡結了不解之緣。從「我死—我自己」到「你死—我的母親」及至「他死—我的病人」，許多問題及疑惑隨著經驗、閱歷、反思等漸漸成長成熟。很慶幸能進入成大醫學院任教，將我多年的心血結晶傳授給醫學系及護理系的青年學子，日子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充實度過。二○○六年底，我被診斷出罹患癌症，而且已有淋巴轉移，這已是我經歷的第五次開刀，手術後的化療做得痛苦萬分，死亡一下子又逼近眼前，此時「生命的意義、努力的意義、痛苦的意義」等問題更真實地逼現。為了一償夙願，也為了將我多年的努力化為文字流傳給下一代，我決定寫四本書。本書是病後所完成的第一本，從本書中可以發現醫師面對死亡時若有冷漠的態度，其實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為他們在醫學院中並未學到這個重要的課題。其他「生命意義」的問題，就留待下一本書了。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在所有的「詮釋」之後都用醫師們親自講的話做為佐證，五十六位醫師的訪談稿構成了極為豐富厚實的本土性資料，可以做為醫學生與醫師生死教育或臨終照顧教育的參考，一般民眾也可以從中一窺醫師的內心，因而給予終日辛勞助人的醫師更多的支持與鼓勵。同時一旦自己或親友生病，讀了此書也能更知道如何與醫師互動。更希望醫學系的老師們因此能重視「醫師與生死」的課題。
在此特別感謝我的兩位研究助理：曹玉人小姐與周怡彣小姐，為此書的付梓所付出的辛勞。
趙可式 謹識
二○○七年六月
【本文摘自趙可式博士新書《醫師與生死》】
三十八年前，當我就讀台大護理系三年級時，在一個外科病房實習，照顧一位四十多歲的肝癌病人，病人開刀時發現癌細胞已布滿整個腹腔，根本不可能清除，只好原封不動又縫合起來。病人的妻子要求醫師不要告訴病人實情，以免失去求生意志。因此手術後醫師每天查房都是匆匆拍拍病人的肩：「很好！很好！你的刀很成功，瘤已經拿掉了！等拆線就可以回家！」
但是病人卻每天都摸著腹部向我訴苦：「醫師告訴我瘤已經拿掉了，怎麼我摸起來還在啊！而且好像比以前更大了？怎麼回事啊？我是不是長了不好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卑微的三年級實習小護生，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住院醫師也能逃就逃，很少走到病人床邊。於是我斗膽請教主治醫師，誰知他說：「騙他啊！騙他一百次他就會相信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敢反駁大主任的話：「但問題是你每天查房時騙他的話，他都不相信了！」主任怒道：「不相信？不相信就叫他出院！」小護生滿腹委屈，又心疼病人的驚慌，一路從醫院哭回宿舍，拿起筆來寫了一篇短文：〈該告訴絕症病人真相嗎？〉刊登在醫學院的週訊上，誰知竟引起醫學系同學及醫院年輕的住院醫師廣大迴響，醫學院也因此舉辦了一個「病情告知」的座談會。
當年那個敢與大醫師主任頂嘴的小護生走上了專門照顧末期病人的「安寧療護」，天天與臨終與死亡為伍，同時自己也成為癌症病人。從與醫療團隊及眾多醫師的合作，到自己接受多位醫師的醫治，並在醫學院為醫學生開設了數年「醫師與生死」的課程，這引起我深入探討「醫師與生死」議題的動機。於是申請了國科會的研究計畫，以質性研究法中的「詮釋學」方法論，訪談台灣北、中、南、東四所醫學中心的五十六位各科醫師，面對「他死—病人」、「你死—醫師的親人」、「我死—自己的死亡」時之感受、觀點，及行為反應，一解我當年對欺騙病人一百次的主任醫師之疑惑。
我十五歲那年，右邊內頸動脈上長了一個神經纖維瘤，雖然病理切片是良性，但因長的位置及腫瘤太大，手術時大出血及死亡的危險性極高。醫師告訴父親及姊姊手術的風險，但並未告知我，大家都認為十五歲還算小孩子，不要嚇到我。但是原來相當清貧的家庭，竟然讓我住台大醫院頭等病房，而且手術前姊姊買了一整盒的巧克力糖給我，就讓敏感的小心靈知道事情不對勁。因為以前都是姊妹們分吃一顆巧克力的，現在一個人擁有一大盒，大概是「快死的人才享有這種特權吧！」於是在手術的前夜，我偷偷寫好「遺書」，大意是，「親愛的爸爸媽媽：女兒不孝，先您們而去……希望您們不要太悲傷，要好好照顧自己……」等等。年代已久遠，我只記得以上這幾句。寫完遺書，塞在枕頭套中，想若我死亡，護理人員定會換床單，就可發現遺書了。
一大盒巧克力，就可使一個十五歲的小孩敏感得知自己疾病的嚴重性，何況是成人呢？醫護人員及家屬們，真的能體會病人的心理感受與想法嗎？醫學院能重視並教導學生這種屬於「人」而非屬於「病」的部分嗎？當年十五歲的我手術成功了，從恢復室推回病房後，我就摸出枕套中的遺書偷偷將之丟掉。然而術後第三天，隔壁病房突然傳來一陣嚎哭聲，原來與我長了一個相似腫瘤的十九歲男孩子，在手術後因大出血去世了。我看到蓋著白被單的遺體推車經過我的病房，後面跟著一群哭泣的家屬，後悔已經撕掉的遺書，想到「可能下一個就是我！」。
這是我第一次與死亡的近距離接觸。我心中有許多疑問，「人為什麼會死？」「為什麼那麼年輕就會生病？」「既然人會死，那生命有什麼意義？」「生病好苦，苦到最後就死掉了，那麼這些痛苦又有什麼意義？」「人死後到哪裡去了？」「如果我這次病好了，不死掉，但到有一天終究還是會死，那麼我要怎麼活呢？活到有一天可以快快樂樂地死去？」這是一個十五歲小孩的問題，但沒有一個大人能回答我，反而覺得我很麻煩。
我在六月開刀，術後身體虛弱，所以就休學在家。因空閒，小腦袋更是揮之不去地思考這些「生死大事」的哲學問題。到了十月，母親在久病後離開了人世。她在一個醫學中心，半夜三點多呼吸心跳停止，姊姊去喊大夜班的值班護士，護士來到母親身邊看了一眼，未對家屬做任何解釋，轉身走出去呼叫值班醫師。值班醫師來時，測了呼吸、心跳，及瞳孔對光的反應後，冷冷地對護士說，「三點二十七分，expire（死亡）！」然後對我們家屬說，「病人已去世了！」就走出病房。
護士也跟著出去打電話叫太平間的同仁來推走遺體。當她又折返病房時，看到我在哭，又冷冷地對我說：「別哭出聲，現在是半夜，妳知不知道？」嚇得我立刻噤聲，瞪大眼睛看著她粗魯地拔掉母親身上所有的管子。當她拔除鼻胃管時，我看到血從鼻孔流出。護士拿了張衛生紙，隨便地擦了一下鼻孔，就用白被單將頭蓋起來。我非常驚恐，想像著白被單底下可能七孔流血的母親模樣，但那時什麼話都不敢說。太平間的工人推了一張報廢的破推床，不鏽鋼床面上一條已發黑的白色髒被單，工人將病房的白被單換下，以便還給病房。工人用手抓母親的頭，護士抓母親的腳，將母親的遺體抓起後，重重地往不鏽鋼的推床上摔，我的心彷彿被摔碎了，但因已被護士嚇到，不敢哭、不敢問。家人一行人跟在破推床後面，吱吱咯咯一路噪音推過半夜醫院的長廊，到了醫院後面的太平間，太平間昏昏暗暗、陰陰森森，連一把可讓家屬休息的椅子都沒有。全家人圍著母親遺體，站得很累，父親就叫我們都回家去。就這樣，我失去了母親，卻從此對醫護人員的冷血留下深深的問號。
為了解答我心底的疑問：「為何那麼年輕的醫護人員，對待生命與死亡會如此冷漠？」大學聯考我選擇醫學院，所有的醫學系填完之後就接填護理系。我希望能進入直接照顧病人的科系，學習「人身、人心，與人性」，不只學習病人的，還要探究醫護人員自己的人心與人性。然而聯考未能如願考上醫學系，而進入了護理系，從此開展了一生與生老病死難解的緣。
台大護理系三年級時，我在外科病房實習，照顧一位二十七歲某國立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專心預備高考，一心想謀得一個穩定公職的男生。當他獲知考上高考第一名後，興高采烈地回家想告知父母這個大好消息，可能被興奮沖昏了頭，竟跨越已放下柵欄的平交道。當他醒過來躺在醫院，四肢只剩下一肢，右手及左右腳因被火車輾過而被切除。一切的希望、前程美景、理想，剎那之間就化為烏有。切肢後的一週他因敗血症死亡，我卻永遠不會忘記照顧他的那七天，以及他的無語問蒼天的問題：「我以為別的東西不屬於我，但自己的肢體總屬於自己吧！誰知連我自己的手腳也不能屬於我，說丟就丟掉了！」「既然有今天，我以前還幹嘛這麼努力呢？一切努力都沒有意義！」
從十五歲起，我就與病痛及死亡結了不解之緣。從「我死—我自己」到「你死—我的母親」及至「他死—我的病人」，許多問題及疑惑隨著經驗、閱歷、反思等漸漸成長成熟。很慶幸能進入成大醫學院任教，將我多年的心血結晶傳授給醫學系及護理系的青年學子，日子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充實度過。二○○六年底，我被診斷出罹患癌症，而且已有淋巴轉移，這已是我經歷的第五次開刀，手術後的化療做得痛苦萬分，死亡一下子又逼近眼前，此時「生命的意義、努力的意義、痛苦的意義」等問題更真實地逼現。為了一償夙願，也為了將我多年的努力化為文字流傳給下一代，我決定寫四本書。本書是病後所完成的第一本，從本書中可以發現醫師面對死亡時若有冷漠的態度，其實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為他們在醫學院中並未學到這個重要的課題。其他「生命意義」的問題，就留待下一本書了。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在所有的「詮釋」之後都用醫師們親自講的話做為佐證，五十六位醫師的訪談稿構成了極為豐富厚實的本土性資料，可以做為醫學生與醫師生死教育或臨終照顧教育的參考，一般民眾也可以從中一窺醫師的內心，因而給予終日辛勞助人的醫師更多的支持與鼓勵。同時一旦自己或親友生病，讀了此書也能更知道如何與醫師互動。更希望醫學系的老師們因此能重視「醫師與生死」的課題。
在此特別感謝我的兩位研究助理：曹玉人小姐與周怡彣小姐，為此書的付梓所付出的辛勞。
趙可式 謹識
二○○七年六月
【本文摘自趙可式博士新書《醫師與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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