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褚士瑩（作家）
每天早上，讀書聲從馬來西亞吉隆坡的阿富汗難民學校，和高層國民住宅裡簡陋的緬甸小學中朗朗傳來。
逃離北韓一路逃避官方的注意，千里迢迢穿過中國和中南半島，到泰國尋求政治庇護，再由曼谷南韓使館安排飛往首爾的難民。
還有每天透過人蛇集團安排， 來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工，帶著塗黑的水壺（避免反光被邊境警察巡邏時發現）跟少少的家當，穿過攝氏四十多度的沙漠，到美國去過著躲躲藏藏的新生活。
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的非法黑工，在澳洲的農場沒日沒夜的工作著，償還前幾年在杜拜打工失敗欠下的一屁股債務。
旅行，讓我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很多是像我這樣幸運的旅行者，出於自己的夢想與意志，走上旅行的道路。然而，還有很多不得不走上異鄉道路的人，像是我在土耳其遇到的伊朗人與新疆人，在飛機上掛著國際人道組織的白色大牌子，對金屬飛行器完全不知所措的克倫族家庭，還有在埃及的學校一起上學的科威特學生，告訴我學校因為戰火關閉，不得不集體來開羅的姊妹校繼續學業，還有為了一圓開車的夢想，離開沙烏地阿拉伯的富家千金，這些人的故事，打開了世界這個潘朵拉的盒子，黑暗的故事跟有毒的淚水，雖然難以下嚥，卻是治癒我對生命膚淺的態度，最好的藥品。
這些人，這些故事，我一生都對他們充滿感謝。
不知不覺，我所閱讀的書，我看的電影，甚至我感興趣的學術研究，還有我的工作，都跟這些在主流社會中的隱形人脫離不了關係。
《海裡有鱷魚》英譯本發售的時候，我立刻就買來看。這是一位義大利作家基於真人真事的小說，是一名阿富汗少年Akbari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十歲時家鄉遭遇戰火侵襲，母親帶著他逃入巴基斯坦，開始八年的難民生活。母親失去音訊之後，他不得不獨自艱難跋涉，一路上打黑工、爬雪山、蜷縮在卡車底部的夾層越過邊境，在歐洲重生的故事。
獨立電影《一個更好的人生》（A Better Life）在美國上映的第一週，我也就立刻搭了四個多小時的巴士，特地到紐約去看《暮光之城2：新月》的導演克里斯．韋茲（Chris Weitz）的這部轉型之作，影片講的是一對墨西哥移民父子的故事，一連串的不幸如何重新刻畫父子溫情，勤奮工作的父親如何在街上面對非法移民在美國生活中的危機，回家後又是怎麼面對美國化的青少年叛逆兒子，瀕臨墮入黑道控制的無奈。
我最欣賞的學者之一，是個叫做Jason De León的年輕人類學副教授，他從二○○八年成立的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非法移工計劃），帶著學生從人類學的角度，去收集墨西哥與亞利桑那州沙漠中非法移民遺留的物品，研究他們在路途中用樹枝跟石頭草草搭建的神龕，還有那些死亡者的遺骨。
至於在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的工作，更將我與緬甸內戰流離失所的克欽族人的命運，緊緊相連。即使人不在緬甸境內的時候，每天我也會守在電腦旁邊，仔細閱讀每天從戰線前方的難民營，輾轉傳來的最新消息。
就像我一個資深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好友說的：你可以不關心這些人的命運，也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決定，但是絕對不能拿他們的故事來開玩笑，對他們的死亡不能抱著不敬的態度。憑著他這番話，讓我對這個朋友更加信賴與佩服。
這些移動人的故事，提醒我們有光必有影，看到光的時候，也不要忘了自己腳下的影子，也有著一個屬於影子的平行世界，這就是移動人的故事。
如果沒有覺察、看懂這些影子，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恐怕就永遠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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